法制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底线了

普通白领 核心提示: 在目前社会管理的体制下，他这是闹访，目的就是引起社会关注，他明白怎么给领导施加压力。

时报：原信访局长下跪上访，从信访接待者变成上访者，很多人评论这一现象是 信访不信法 ，您怎么看这件事？

于建嵘：这个事情与信访无关，他曾经是信访局局长，他已经得出了基本结论，通过信访和司法都解决不了问题，他这么做根本不是正常信访。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信访，他是信访局长他很明白，信访不能超过多少人，不能到什么地方。正常信访要几十个人在政府门口下跪吗？

现在信访就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什么事情都可以告。在目前社会管理的体制下，他这是闹访，目的就是引起社会关注，他明白怎么给领导施加压力。

时报：官员上访和老百姓上访相比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与普通百姓的区别实质就是他的身份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其他的没什么区别。

在得不到 法 外施恩的人为关照后，前官员们才发现，他们在权益被侵犯时并没有高于 农民 、 弱势群体 的维权途径。

官员的 弱势 是相对的

时报：2010年，《人民论坛》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 弱势群体 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这反映出什么问题？

于建嵘：弱势群体是相对而言。和老百姓相比，他代表公权力，占有优势；但相对于比他职位高的官员来说，他就是弱势群体。这要分情况对待，并不能笼统说他们是弱势群体，不能说他们完全弱势，只是顾忌会多一点。

当然，有些维权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现在很多领导把维权看成一个有损害的事情，他们如果参与信访，压力会更大。

时报：您接触的上访户中，有官员来上访的吗？他们一般是哪些权利受到侵害？

于建嵘：当然有，前两天有一个市的宣传部副部长找到我，他家遭遇强拆，属于拆迁钉子户里的核心人物。不过，他不敢说他是来上访。上访现在被一些地方看成 不稳定因素 ，公职人员成为不稳定因素了，还能行吗？

一般而言，老百姓只要一上访，他还有得到解决的可能性，而对于基层官员，政府会对他们做一些限制，他们维权可能不像老百姓那么简单，因为老百姓没那么多顾忌。称得上是体制内的上访者的，广东茂名的朱国瑜算一个。

法制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底线

时报：您曾参与信访条例草案修改，怎么评价现在的信访制度？解决社会纠纷的关键在哪？

于建嵘：从这几个官员上访过程看，每个人都可能受到侵害，都可能变成受害者。目前信访制度确实要改革完善。它的本质缺陷如功能错位、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信访部门责重权轻、问题解决过程中人治色彩浓厚、程序不完整、终结机制不完善等，使其在问题解决上缺乏规范性和可预期性。

另外，司法的公正性也面临着考验，如果不对此加以改革，给民众提供可靠的制度性的救济渠道，公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就不会减少。而受损害的不仅是弱势群体，也会包括中产阶级、体制内人员，甚至前官员和官员。只有法制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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