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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权”解读塘坑村古建群

在塘坑村这个充满广府韵味的古村落里，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充满家族的温情和诗意的祥和。仿佛这里的一切，都和家族有关：村落中幸存的老宅(祠堂、庙宇、民宅)，大门以及门里大殿高耸的大柱子上随处可见的那些合辙押韵、意含深远的门匾和对联，墙上残留的国学故事壁画等等。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家族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壮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

塘坑村古建筑群。

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

，今天的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

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读书人，即垄断着基层文化的乡绅，与其所掌握的族权、神权和基层政权。

建立书屋确认“汉人”身份

塘坑村有一群清代古建筑，善轩书屋、天后古庙、朱文庆公祠、乐耕公祠，保留着众多明清文化印痕。它们在周边古民居的围绕下，密密麻麻，鳞次栉比，我感兴趣的是在于：它们似乎是当地文明的节点与坐标，探究这些建筑就象拨动文明的琴弦一样听到历史的回响，楬橥出古代基层社会的文化权、族权、神权和政权。

朱氏公祠一景。

书屋，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私塾”，作为本乡本土文化普及者和道德引导者，是古代文人起步的地方。书屋出现在这里，不是偶然的，说明了在当时的广府基层社会，各类权力都是以占有传统文化高地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绵延千年而国基不散，主要依赖于被儒家教化出来的乡绅阶层，他们形成了统一的文化，并使之(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教化)成为国民的一种生活实践。使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除去教育的作用外，在清代广府地区，掌握传统文化即国家文化更有着其他的意义。

古建筑见证了塘坑村的历史发展。

中山大学刘志伟先生讲的非常传神，“大多数珠江三角洲宗族声称他们的血统来自中原，这种“历史记忆”是将自己转化为帝国秩序中具有“合法”身份的成员的文化手段。通过认同国家文化的方式，强调自己行为合乎礼法，炫耀功名以及宗族门第。编写族谱、建立祠堂，是他们加强这种形象的有效方式。通过确认“汉人”身份，他们划清了自己同当地原居民之间的界线。”[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56页。]

建立书屋这种以教授儒学为特色的私塾，当然是最明白无误的认同国家文化的方式，自然也就成为确认“汉人”身份的有效方式。确认身份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沙田的优先特权。这不但是书屋出现的最初动力，也是理解塘坑古建筑群的关键所在。

祭祀天后提升社会地位

在封建社会里，神权是与其他世俗权力不可或分的重要权力，在这个象征着地方权力中心的古建筑群中，也一定不会缺少神庙。天后古庙里有碑文：“凡乡有事，必议于庙中，事无不立。乡人赖之。” 说明乡中之事往往是在天后古庙中开会解决的。

古建筑见证了塘坑村的历史发展。

不仅如此，按照前引刘志伟教授的说法，这些宗族，“他们获取了广袤的沙田，控制墟市和庙宇，炫耀自己与士大夫的联系，这些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人，演示一些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正统命题以及身份标志，炫耀、展示出祖先与士大夫文化传统的联系。”(同上)控制着神庙的乡绅不但在这里行使着世俗的权力，而且由于天后是当时国家明令祭祀的神，祀奉这样的神当然是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最好方式。

族权直接转化为基层政权

塘坑村开村的九世乐耕公祠和五世朱文庆公祠是族权的标志。在岭南地区，据学者研究，自清康熙在这里实施“粮户归宗”以后，宗族成为赋役负担的单位。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普遍建立起来，成为乡村中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宗祠(家庙)为中心聚族而居的聚落组织形式，逐渐变成地域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文景观。所以在塘坑这样一个不大的村落中至今竟还有近10个清代宗祠。

这一个个宗祠背后折射出的社会经济信息是不可忽视的。清代政府机构只设置到县，一个县衙也就数人，而从县到自然村，也就是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和国土，由乡绅阶层自发管理。有学者把它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0页。]朱文庆公祠就表现了乡绅在地方政权中的统治地位。在朱文庆三儿子朱佑民墓碑上有一段记载，说朱文庆是这一枝朱姓中的第一位“乡饮大宾”。“大宾”也就是当时乡饮酒礼的主持人。

乡饮酒礼本来是中国古代乡里民间自发的聚会。明朝规定在全国各州县之乡里每年都必须要举办乡饮酒礼，并创新改造了乡饮酒礼的办法，借乡饮酒礼将纲常伦理和道德教化施及大众，而且给完成朝廷赋税的徼成和地方治安的评比等日常基层管理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抓手。每年乡饮酒礼的情形有点类似乡里各方面工作总结和布署大会，表彰奖励、批评处罚、明年任务都在此进行安排落实。今天人们已很少知道主持“乡饮酒礼的大宾”在当年手握大权的尊贵地位了。绅士手握的族权在此就直接转化成基层政权了。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普通的中国农民都会受到三种权力的支配：政权、族权和神权。塘坑村这群古建筑不就是这三种权力在当时基层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生动反映吗?(作者黄利平 摄影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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